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生态学”是通过与主流环境主义（“浅生态学”）的区分确立起来的。按照纳斯的叙述，浅生态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只关心人类的利益；深生态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福祉。浅生态学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深生态学要更进一步地追问环境危机的根源，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实践上，浅生态学要求改良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深生态学则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相关书籍

深生态学的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最高前提”、“生态智慧”以及“纲领或原则”。

“最高前提”指的是一个与现代社会主导的个体主义和还原论相对立的整体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不是与自然相分离的，而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性质，是由它与其他存在物以及与自然整体的关係决定的。在深生态主义者看来，要达到这一认识，只能靠直觉领会。

深生态主义者认为，一旦体认到自然的整一性和个体的关係性，便会具有一种“生态智慧”（Ecosophy T），即两个终极规範或直觉：“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生命中心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或“生物圈平等主义”（biospherical egalitarianism）。自我实现是人类精神向非人类存在物以至自然整体认同的过程。这个“自我”（Self）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我”（ego，self），而是“深广的生态自我”。在自我实现中，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无所不在的关係物；自然也不再是与人分离的僵死的客体，而是“扩展的自我”。因此，自我实现不只是某个个体的自我完成，同时也是所有事物的潜能的实现。纳斯以“最大化共生！”、“最大化多样性！”、“成己成物！”（Live and let live!）来形容之。于是就到了第二个终极规範。“生命中心平等的直觉是生物圈中的一切都同样拥有生活、繁荣并在更大的自我实现中展现其个体自身和自我实现的权利。这个基本直觉是生态圈中所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相互联繫的整体的部分，都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

“纲领或原则”（platform or principles）即纳斯和塞申斯（George Sessions）在1984年提出的八项深生态学运动基本原则。这是一个以“生命平等”为基础同时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c）政治宣言。

其实，以上是简约的叙述，而对于三个部分的意义和关联的理解，在深生态学运

动内部是有歧义的。在纳斯的主要着作中，“最高前提”和“生态智慧”被置于第一层次，“纲领或原则”是第二层次，以下还有“普遍规範结论和‘事实’假说”以及“具体规则或适用于具体情况的决定”两个层次；从第一层次向下是“逻辑推导”，从第四层次向上是“追问”。在第一层次，纳斯以众多文化传统为援：基督教、佛教、道教（道家）、巴哈依教（Baha’i）以及哲学，如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ger）等等。其他深生态主义者和研究者把这个表单开列得更长，包括了生态科学、“新物理学”，几乎所有西方“非正统的”哲学和文学，乃至整个“世界宗教”。深生态主义者有意忽略这些宗教和文化的基本差异，主张从一种“精神的”或“灵性的”（spiritual）意义上来领会其内在的一致性，从而使整个运动带上了浓重的唯灵论色彩。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的大概是福克斯（Warwick Fox）。他在《走向超个人生态学》（Toward A Transpersonal Ecology, 1990）一书中宣称，深生态学即是“自我实现”的思想，以致塞申斯不得不出面澄清。塞申斯认为，福克斯的“超个人生态学”加剧了深生态学运动已存在的混乱。他说，纳斯1984年提出“八点纲领”，是要以此取代1972年“第三世界未来研讨会”上的论文，作为对深生态学运动的当代定性；而以“自我实现”为中心的“生态智慧”是奈斯的个人思想，不构成“八点纲领”的一部分。对于此种认定，纳斯原则上是同意的。他说过：“深生态学运动内部的基本原则是宗教或哲学的基础部分。在不严格的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从原理（fundamentals）推导出来的。因为原理是有差异的，所以此一情形只是提示我们，十分相似甚或同一个结论可从全然不同的前提引出。原则（或纲领）是相同的，前提可以各异。”他告诫深生态学运动支持者不必去寻找一个确定的哲学或宗教，甚至对他自己提出的体系也不必太认真，因为“创造性思想是居无定所的”。纳斯的意图很明白：所谓“体系”、“哲学”、“宗教”不过是入门的引子；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深生态学言说的目的是要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基本的政治认同，此后的行动才是重要的。正如另一位深生态主义者号召的，“当务之急”不是“耍哲学嘴皮子”，而是环境行动和“社会变革”。

相关书籍

深生态学是现代西方环境运动的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方面，西方环境运动风起云涌，1970年，欧美开展了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西方国家的各种环境法规的制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区域性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西方

社会的资源浪费、环境退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生态恶化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这促使西方环境主义者、哲学家、生态学家对环境问题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并引导西方环境运动趋向更为成熟的阶段。从70年代起，西方的环境运动的目标，逐步从具体的环境保护，转向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考虑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的因素。深生态学正是在这一西方现代环境运动的转折点上产生的。 深生态学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发展背景。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肯定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的价值、部分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的现代“人类中心论”，和充分肯定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价值平等的“非人类中心论”（Anti-Anthropocentric）。后者包括“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深生态学继承和发展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又借鉴现代人类中心论的一些观念，成为独树一帜的前卫派环境伦理思想。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是“生物中心论”伦理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具有某种神圣的或内在价值、并且应当受到尊重。如同生物中心论的伦理学理论一样，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学也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但是，生物中心论的伦理学着眼于“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不同，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学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它认为，整个生物圈是一个整体，包括物种、人类、大地和生态系统。现代西方“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莱昂波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它应当指导我们的道德情感。我们必须把社会良知，从人扩大到生态系统和大地。

深生态学

深生态学作为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它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现代生态学科学认识发展背景。深生态学的创始人纳斯公开承认：“生态学知识和生态领域工作者的生活方式提示、鼓励和增强了深生态学运动的观点。”生态学家研究发现，作为整体的大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最不複杂的生命形式具有稳定整个生物群落的作用。每一个有生命的“螺丝和齿轮”对大地的健康运作都是重要的。人类的生命维持与发展，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深生态学的自然价值理论，正是以生态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为依据的。

深生态学理论自形成以来，积极推动西方的环境保护从浅生态学运动的水平，走

向深生态学运动的新境界。 1973年，纳斯在《浅层与探层，一个长序的生态运动》中，对“浅生态运动”（The Shallow Ecology Movement）和“深生态运动”（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作了区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浅生态学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中心目的：已开发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深生态学运动的特点在于：

深生态学

(1)“以互相关联的全方位思想，反对人在环境中的随意想像”。任何有机体都是生物圈网路中的一个点，没有万物之间的联繫，有机体不能生存。

(2)“生物圈平等原则”。任何生命形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平等。

(3)“多样性和共生原则”。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生活并让他人生活”（Live and let live）是比“要幺你活，要幺我活”（Either you or me）更重要的强有力的生态学原则。

(4)“反对等级的态度”。以上三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物种、群落和包括开发中国家和已开发国家在内的所有民族。

(5)“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在这方面生态学家已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浅生态运动没有考虑採取措施的社会意义，而深生态运动要担负起伦理责任。

(6)“複杂而不混乱”。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着複杂而有序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构成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体。

(7)“区域自治和分散化”。深生态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区域自我管理”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1985年，纳斯发表了《生态智慧：深层和浅层生态学》一文，用比较两者典型口号的方式，来说明浅生态学和深生态学运动的根本区别；纳斯指出，浅生态学的信条是：“自然界的多样性作为一种资源是有价值的”，“除了作为对人类有价值以外，谈论自然界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与之相应，深生态学的口号是：“自然界的多样性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把价值等同于人类的价值表现了一种物种的偏见”。

美国深生态学家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认为，浅生态学运动是以人类在自然界占统治地位或主宰地位的世界观（Dominant Worldview）指导的，而深生态学运动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的。他们认为：人类在自然界占主宰地位的世界观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主宰自然”；“自然环境是人类的资源”；“物质和经济的增长为人类的人口增长服务”；“相信丰富的资源储藏”；“高技术的进步和结论”；“消费主义”；“民族的/中心化的社会”。而深生态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与自然和谐相处”；“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平等”；“讲究而简单的物质需要（物质的目的为更大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服务）”；“地球，供给’有限”；“恰当的技术，‘非主宰’的科学”；“足够使用和再使用（循环利用）”；“尊重少数的传统和生物区域”。

在深生态学家看来，深生态学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浅生态学运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和认识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的，其基本点在于“人类主宰自然”；而深生态学运动则以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互相联繫的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在哲学世界观上，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其基本点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深生态学

2．浅生态学运动认为自然资源只有对人类有益才有价值，离开了人类的需要，自然环境、物种、生物无所谓权利与价值；深生态学运动则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权利平等。任何自然物有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类的需要。

3．浅生态学运动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通常是技术主义的，试图在不触动人类的伦理价值观念、生产与消费模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改进技术的方式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深生态学运动则认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旧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的不合理方面，人类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

4．浅生态学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目的，追求的主要是已开发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深生态学运动声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个体与整体利益的“自我实现”。

阿恩·纳斯为深生态学理论创立了两个“最高规範”（ultimate norms）或“直觉”（intuitions）：“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这两个最高规範是深生态学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要正确评价深生态学理论，务须对深生态学的最高规範及其基本原则，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了解。

深生态学家认为，深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规範，需要人类的现有精神有一种进一步的成熟和成长，需要一种超越人类的包括非人类世界的确证。必须以一种超越狭隘的当代文化假设、价值观念、时间与空间的俗常智慧来审视自我。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有希望达到完全成熟的人格（Personhood）和独特性（uniqueness）。

纳斯指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 self）的过程。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才是人类真正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係中实现的。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在阐述“自我实现”这一最高规範时指出，一个有教养的、非主宰的社会能帮助个人从“真实的作品”（real work）变成一个完整的人（whole person）。“真实的作品”可以象徵地简称为“大自我中的小自我”（self-in-Self）。而“大自我”（Self）则代表着大自然原始的整体。深生

态学“自我实现”这一最高规範所要强调的是：个体的特徵与整体的特徵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深生态学

“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深生态学倡导的另一个最高规範。它要强调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纳斯把这种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看作是“生物圈民主的精髓。”

深生态学的生物中心主义平等理论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生物圈中的所有的存在物（包括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与无机体）有其自身的、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深生态学家认为，这是“以一种超越我们狭隘的当代文化假设、价值观念和我们时空的俗常智慧来审视”，而得到的直觉．而无需依靠逻辑来证明。生态系统中物种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从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来看，一切生命形式都有其内在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深生态学坚持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观，在环境伦理学意义上，具有鲜明的“生物中心主义”或“反人类中心论”的倾向。深生态学家都十分讚赏莱昂波特的见解：人类是生物共同体的“普通公民”（plain citizens），而不是大地的主宰和凌驾于其他所有物种之上的“大地主人”（lord and master）。

深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是与它的总体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繫在一起的。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指出：“这一总体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观念是，假如我们伤害大自然的其他生物时，我们便是在伤害我们的自身。一切生命没有高低贵贱的分界线，并且每一种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而且，在我们所觉察到的作为个别的有机体和存在物的範围内，这一认知吸引我们去尊敬所有的人类与非人类享有作为整体的部分的个体的自我权利，而没有感到要去建立把人类置于最高层次的种类等级制度的需要。”

生物中心主义平等这一直觉或规範的实际涵意，是建议通常应该以对其他物种和地球产生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影响的方式来生活。深生态学家明白，当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在实践上所展开的时候，人类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的矛盾。为此，深生态学首先把人类的“生死他关的需要”（vital needs）、“基本的需要”与“边缘的、过分的、无关紧要的”需要区别开来。人类有着压倒一切的、生死他关的、对一个健康和高质量的自然环境的需要。为此，深生态学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格言：“手段简单，目的丰富。”（Simple in Means，Rich in Ends.）它对占统治地位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消费观提出疑问，挑战去过简单而又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

深生态学家们希望作为深生态学的“最高规範”的“自我实现”和“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观念，能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环境价值观，大量降低其人口数量，大规模地自觉减少其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并从根本上变革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制度，以维护人与自然万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完整。为了比较完整地表达深生态学的基本环境价值理念，1984年4月，乔治·塞逊斯和阿恩·纳斯在加里福尼亚州的一个名叫“死谷”的野营地相聚，共同总结了15年来对深生态学原则的思考，提出了深生态学的着名“八大基本原则”：

①人类与非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繁荣具有自身内在的、固有的价值。非人类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们对于满足人类期望的有用性。

②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有价值的，并有助于人们认识它们的价值。

②人们除非为了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否则无权减弱这种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是与随之而来的人类人口的减少相一致的。非人类生活的繁荣要求这种减少。

⑤目前人类对非人类世界的干涉是过分的，并且这种过度干涉的情形正在迅速恶化。

⑥因此，政策必须改变。这些政策影响基本的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结构。事情变化的结果，将与现在的情形有深刻的区别。

⑦这种观念的变化主要在于对“生活质量”（富于内在价值情形）的讚赏，而不是坚持追求一种不断提高着的更高要求的生活标準。人们将认识到“大”（big）与“棒”（great）的巨大差别。

⑧同意上述观点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地或间接地去努力完成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深生态学的上述两个“最高规範”和八个基本原则，集中反映了深生态学理论的本质特点。它们既是一种新型的环境价值理念，又是一种环境保护运动的行动纲领。

深生态学是一种深刻而複杂的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它所揭示的许多合理的

环境价值观念，是对人类生态智慧的概括和发展。深生态学揭示的最重要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念是：

深生态学

深生态学的首要最高规範“自我实现”，把人的自我利益与大自然中的所有物种、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利益紧紧联繫在一起，把人类道德共同体的範围扩大到整个“生物圈”或“生态系统”，这是人类价值观念上的一种变革、道德观念上的重要进步。深生态学倡导的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念，是人类面对生态环境恶化挑战的重要“生存智慧”。

深生态学超越人们以往仅仅把自然物、非人类的生命体仅仅看作是人类的“工具”或“资源”的狭隘认识，肯定所有自然物、生物物种具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有益于人类不仅把大自然当“工具”，而且把大自然本身也当“目的”看待。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只有承认自然物、其他生命物种的内在价值，才有利于人类尊重生命，善待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运行。

“生命物种平等”观念，是对人类，特别是西方旧有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儘管人们对于“生命物种平等”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但它作为一种现代环境价值理念有益于人类重新认识人在大自然的位置。人类应当成为大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善良公民”，而不应当是大自然中狂妄的“主宰”。须知，“假如我们伤害大自然的其他生物时，我们便在伤害我们自身。”

从现代生态科学认识的角度看，保持地球生物圈中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及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维护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

地球的资源供给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必须反对传统的、无限扩张的生产和消费观念，倡导物质上的足够使用和再利用观念。人为的商品废弃，产品规格越大越好，物质上的挥霍浪费，是与现代环境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环境标準应当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

人类以往通常把科学与技术看作是“战胜自然”、“统治自然”的手段。而现代环境价值理念，要求技术与科技“生态化”，把是否有利于自然资源节约、利用和再生，是否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完善，作为科技成败得失的一把基本尺度。

当今世界面临着人类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环境、社会、教育和生活保障的严重压力。控制人类人口的增长，保护自然环境，促进其他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

“手段简单，目的丰富”，是深生态学提出的全新生活价值观念和消费方式。它向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消费观提出质疑。物质的目的应当为更大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服务。人类生活的文明尺度，不是在于“生活标準”即物质占有量的不断提高，而在于“生活质量”即物质的充分利用和精神生活的完善。

当然，也应当看到，深生态学的基础是“自我的直觉与经验”，因而在理论的认知层面上依旧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完全抛开人的主体性，从纯“自然主义”的角度来阐述“自然价值”，难免陷入认识论的误区。又如，“平等”是一个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的社会性概念，深生态学的“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则具有抽象的、过于理想化的认识倾向。但是，瑕不掩瑜，深生态学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揭示的一些合理的现代环境价值理念，值得认真研究、分析和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