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国家经济发展效率更高、后劲更足？哪些国家更重视人本、人民活得更有尊严？哪些国家更适合作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参考範本？
如何建设一个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的市场经济？三种模式的对照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哪些参考？
消解美国範本的光环，重新审视德日路径和北欧模式，中肯剖析资本主义三种模式的优劣，全面解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薛涌：旅美学者，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2年开始，先后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21世纪经济报导》、《南方都市报》、香港《信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中文报刊撰文，同时也在《纽约时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等英文媒体发布文章和评论。出版专着20余部，多部着作广受好评，一纸风行。

序言 三种市场模式
引 言 消解中国意识和“美国主义”
——为什幺批判中国？为什幺批判美国？
第一部分 走出“美国主义”——中国人所不理解的市场与自由
第一章 天外有天：为什幺美国不是个榜样？
中国故事，还是德国故事？
美国有什幺好的？
芭芭拉和伊莎贝尔的生活
应付“大衰退”：哪个是大政府？
第二章 两种资本主义：盎格鲁一撒克逊式与莱茵兰式
麦克与马丁：两个家庭，两种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间的竞争：盎格鲁一撒克逊VS.莱茵兰
什幺是莱茵兰资本主义？
美国：西方的病夫
共识性管理：企业中的“集体协商”
为什幺美国人素质低？
附录Ⅰ 大衰退中德国的表现
第二部分 福利国家的再发现
第三章 福利国家宣示着什幺价值理想？
福利国家建立的动机和渊源
福利国家靠什幺竞争？
第四章 从资本到人本
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人本积累：福利国家与资源市场
人本怎样积累？
人本效率：福利养素质
名不见经传的市场领袖
附录Ⅱ 欧洲的福利国家缺乏效率吗？
附录Ⅲ 2013年到哪里投胎？
第三部分 美国模式的困境
第五章 美式资本主义的危机
保守主义思想的破产
福利是发达的标誌
什幺样的福利“养懒人”？
福利危机导致了竞争力危机
第六章“悬崖”上的美国
“财政悬崖”的由来
为什幺不“跳崖”？
欧巴马赢得了60天
美国的财政现实
美国要不要成为欧洲福利国家？
“应享权益”不是个人账户
“美国病”，不仅仅是经济病，是真的病
美国人谁能活到75岁？
美国人活得累、死得贵
最自私的一代
美国的民主是最优吗？——从“布凯南规则”看欧美政治体系
美国的民主还适合美国国情吗？
附录Ⅳ冷战经济学的终结
附录Ⅴ 神奇的白金币
附录Ⅵ 巴菲特再次呼吁给富人增税
附录Ⅶ 美国：世界最大的隐性福利国家

序言：三种市场模式
薛涌
本书也许有着一个过大野心，即希望将中国市场经济的理念提升到一个经验分析的阶段。中国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至少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所经验的，更多是计画经济。在讨论市场经济时，因为缺乏经验的基础，只好进行概念推演，甚至添加想像。市场经济的理念要从概念推演和主观想像进入经验分析的阶段，就要研究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究竟是什幺样的。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恐怕就是市场经济的多样性。中国有许多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们，往往带有“统一思想”的计画经济习惯，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解读为一种单一的体制，好象所有市场经济，都要围绕着他们脑子里的那幺几条原则运转，否则就偏离了市场轨道。本书所展示的恰恰相反：许多很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我们心中所信奉的市场理念多有冲突之处。许多所谓“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反而强化了市场的运作。所谓“三种市场模式”，仅仅是对这种多样性的一个简单概括而已。
突破八十年代的市场启蒙
对市场单一的、一厢情愿的、甚至有悖于经验事实的解读，根源于八十年代的市场启蒙。那时的市场经济理念，基本上是呼口号性的，无非就是要这个、不要那个，这个好、那个不好。呼口号并非没有意义。八十年代的思潮，对于瓦解计画经济体制及其意识形态有着划时代的贡献。作为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依然记得当时那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公有制就是没人所有！市场代表着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这些口号本身，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也有着重大的局限，无法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具体而言，这种启蒙仅仅涉及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对于这些原则在现实中的运用则鲜有论及。八十年代是摆脱“阶级斗争”的时代。但是，那些自以为摆脱了“阶级斗争”的启蒙者，思想上往往有着“阶级斗争”的烙印，即把世界看成黑白分明的两极，大家按立场站队。比如，拥护市场经济的人都必须坚持小政府的理念，万事都要政府退出；如果你强调公共决策对市场的规约，就被视为大政府的代言人、“违反市场规律”。拥护市场似乎天然意味着亲企业，深信“交换创造价值，劳动则未必”。工会、集体协商、乃至福利制度等等，均被视为市场经济的敌人。大约十年前，我曾向一位国内知名市场派经济学家询问民工欠薪的问题。他本能地否认：那都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这种事情很少。中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低薪，象美国那样搞那幺多福利、给劳动者那幺多权利，还怎幺发展？后来我留心观察：中国有几位知名的市场经济学家，在劳工权利问题上，几乎从来没有为劳工说过话。但他们一向不失时机地为企业说话，大肆鼓吹中国奇蹟全是企业家之功。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黑白分明的立场，往往是出于中国的国情。但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言论并不仅限于中国。他们经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发表评论，其立场简单得出奇。比如，他们一直拥护美国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有意无意把欧洲模式视为“社会主义”，称之为没有竞争力、不能持久。具体到美国，他们都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党，力挺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把其他主张都视为左道旁门。最近更为登峰造极的是，有几位经济学家，开始反对民主。他们将民主体制对市场的规约描述为“打土豪、分田地”，甚至称民主有碍于市场自由，是有害的制度。要知道，发表这些言论的，往往是一些在美国接受了专业训练、并在中美最高学府任教的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可见，在冷战之后越来越複杂微妙的世界中，如果我们不突破八十年代那种标语口号式的市场经济理念，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就会习惯性地把经济学的理论化约为几个标语口号，甚至回到那种把一切都划分为敌我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模式之中。

尊重市场经济的经验事实
不管是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市场模式，或所谓“正宗”的市场模式，主要是被美国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所代表、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界定的。至于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模式”，都属于不纯的、或偏离正轨的市场经济。这些人所追捧的教祖般的人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曾经说：“一个最重大的错误，是以动机而不是结果来判断政策的得失。”（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这些人似乎认为，被美国保守主义所代表的市场经济已经赢定了。
那幺，就让我们回到“结果”、即经验事实上来。正是这位弗里德曼，坚定地支持布希的减税计画，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减税会带来难以承受的联邦赤字。他声言“我支持在任何条件下、以任何藉口和理由、在任何可能的时间所进行的减税“。（I am favor of cutting tax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for any excuse, for any reason, whenever it's possible.）在临去世前的一次着名谈话中，他似乎是在庆祝减税的结果，非常自信地说：美国经济前所未有地健康，赤字不是个问题。可惜，美国的次贷危机旋即爆发，把全球拖进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从不怀疑弗里德曼鼓吹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良好动机。只是在经验事实层面，我们还没有等到他的良好动机所产生的良好结果。
当然，评价一个制度，不能仅仅看其短期的成败，必须有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可惜，放眼资本主义的全程发展，弗里德曼式的自由放任理论同样找不到经验事实的支撑。在中世纪资本主义成长之初，欧洲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威尼斯、佛罗伦斯等几个北义大利的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不仅代表着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市场经济，也为现代社会留下了重要的制度遗产。但是，这些城市国家都是当时人均赋税最高的地方，国家对经济的介入和干预也非常有力。比如，威尼斯的商业船队是国家统一控制的，后来其造船厂也成了“国营”。佛罗伦斯在金融危机之时，要靠政府介入来整备金融制度。只是这种政府权力，往往是基于行会国家的共和体制。市场经济成长的良好环境，未必一定取决于政府之大小，而更取决于政府的宪政基础。
现代西方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美国一向被奉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典範，欧洲常被美国保守主义者标为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但是，战后几十年的经验事实远没有对双方孰优孰略作出最后判决。九十年代上半期，美国打赢了冷战，在全球化中一马当先。欧洲特别是北欧，则陷入战后最为深重的危机。从摇篮到墓地式的福利制度，似乎成了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孪生兄弟、寿终正寝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在本次经济危机后，局面大变。美国在2008-2009年度，国际竞争力仍然排名世界第一，日后逐年下降，到2012-2013年时跌到第七位；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荷兰、德国则分居前六位，北欧福利国家的表现相当突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曾写过一篇文章，讥笑那些把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义大利、爱尔兰等国作为福利国家危机之例证的人们。他把欧元地区的15个主要国家按“社会开支”在GDP中的比重进行排名。“社会开支”主要是社会福利等费用，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大致反映了福利国家的规模。按照保守派的“市场逻辑”，社会福利比重越大，越违反市场规律。但是，欧洲的五大病夫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义大利、爱尔兰，以“社会开支”在GDP中的比重衡量，只有义大利排进了前五位。而义大利的福利规模，比起德国来还是小得多。与此相对，瑞典、丹麦、德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社会开支”最高的几个国家，经济发展大都相当强劲。 克鲁格曼指出，1991年瑞典的银行大危机时，奥派思想库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马上发表了一篇凯旋般的报告，称瑞典案例证明了福利国家的破产。如今再看看瑞典，其经济表现无疑是欧洲的明星。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警告：不要简单地拿短期的经济表现来衡量一种市场模式的成败。看看九十年代那些忙着为北欧福利国家唱輓歌的人，现在岂不被历史所嘲弄？我一直认为，美国经历这场经济危机而触底，国力和竞争力远远被低估。未来几十年，美国很可能出现强劲的复兴。我在这里仅希望指出：市场经济模式有多种。究竟哪种更优越，历史还远没有作出裁决。更大的可能是，这些模式会彼此互相取长补短，同时根据自身的国情，发展和深化原有的模式。绝谈不上一种模式的灭亡和另一种模式的胜利。
三种市场模式之辨析
本书试图把市场经济的讨论从标语口号带入经验事实的层面。这实在是一个力不从心的使命。我们正处于市场经济全面凯旋的时代。这意味着市场经济遍布世界各地，种类繁多，各显精彩。发达的市场经济，包括北美、西欧、北欧诸国、澳大利亚、纽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这幺广泛的经验事实，哪怕是肤浅的概括，也远远超出一个人的能力。我之所以不度德量力、尝试这一唐吉珂德式的使命，乃在于以我之孤陋寡闻，尚未看到国内有关学者系统总结和分析过这些经验事实，于是决定以自己肤浅的观察和思考开个头，至少提出问题，抛砖引玉，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
任何“模式”，都是对複杂现实的简单化概括，其中有诸多陷阱需要我们警惕。不过，有洞见性的“模式”，也为我们理解複杂的现实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切入点。本书所运用的“三种市场模式”，来源于Gøsta Esping-Andersen于1990年发表的经典着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他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定义为“自由式福利国家”（liberal welfare states）；把德法意和奥地利等欧陆国家，归纳为“社团-国家式福利国家”(corporatist-statist welfare states)；北欧诸国，则是“社会民主式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s)。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Gøsta Esping-Andersen把西方主要已开发国家都称为“福利资本主义”。这意味着他已经把福利视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组成部分。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着所谓“财富再分配”，公民都享有的相当一部分不能通过市场手段来分配的“社会权利”（比如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谓“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对于这些市场经济都相当重要。只是在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中，对财富再分配和社会权利的界定，都有着程度和性质方面的不同。
在“自由式福利国家”中，市场机制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非商品化”受到有效的抑制，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都相当温和，领取福利往往要证明自己的需求（贫困程度），即所谓means test，并且经常被视为是不太光彩的事情。“社会权利”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在欧洲的福利国家，健康属于公民生而具有的“社会权利”，政府必须承担医疗保险。在美国，大家仍然在为医保属于权利还是特权而争论不休（权利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特权则是某种地位的人才有的），而且医疗的市场化程度也远较欧洲国家要高。
“社团-国家式福利国家”，把社会团体（如企业、职业组织、教会等等）作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的权利、福益、社会保障等等，主要依附于这些社会团体。国家只有在这种社团的保障覆盖不足的情况下提供补充服务。在社团内部，成员享受充分的“社会权利”，有着稳定的福利保障。但是，这种权利和福利，都会根据所属的社团而不同。社会具有强烈的阶层和身份的色彩。比如，德国产业工人基本是终身僱佣。其职位的稳定，以及各种福利，往往是通过僱主协会和工会的协商，以及由职工选举产生的“工作委员会”的许可权来保障。但是，不属于这一产业工人集团的人，则享受不到这些福利。
“社会民主式的福利国家”，则在福利上奉行涵盖所有人的普遍主义原则。高税收、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成为其重要特徵。与“自由式福利国家”相对照，“社会民主”的模式最大限度地扩张了“非商品化”的领域，严防市场竞争对社会权利的侵犯。与“社团-国家”模式相对照，“社会民主”不容忍阶层之间的分化，以个人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让福利覆盖在每个人的头上，进而在世界上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平等。
Gøsta Esping-Andersen这种把资本主义世界三分的模式，二十多年来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许多细节被修正、深化。但是，不管大家怎幺挑战，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归类，一直还是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可谓经典。
本书在写作之初，并未準备遵守他的归类，只是在写作过程中，又自然回归到他的归类。这多少造成了本书的怪异结构。书的第一部分，题为《走出美国主义》，比较的是两种资本主义，即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式和德日为代表的莱茵兰式。其理由，如同引言中所交代的，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总以美国模式为唯一的範本。对美国模式的批判，多少也是对中国模式的反省。这种反省的起点之一，是Michel Albert在1991年完成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Michel Albert面对美国在全球化中咄咄逼人的强势，担心大家都争相效仿美国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多元性的丧失，于是力挺莱茵兰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力陈美式资本主义之弊害。二十年后回顾，特别是比较美国和德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我们不得不承认Michel Albert的预见性。
集中精力分析德国的竞争力，已经足以占据我所有的精力了。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又不得不分心。第一，由于欧盟的关係，欧洲各国之间交流日多，不断取长补短，不停地总结经济上的“最优实践”（the best practice），试图把具体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欧盟成员国中推广。在欧盟的框架中，已经很难孤立于一国之研究。北欧福利国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冒出来。想无视也不可能。第二，北欧经过九十年代的危机和改革后，竞争力大幅回升，近几年来有着出人意料的表现。乃至一向信奉奥派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在2013年2月以封面故事发表专题报导，称北欧为世界的样板，“下一代的超模”。第三，日本、德国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第三大经济，影响巨大，也吸引了大量的研究。所谓莱茵兰式资本主义，主要也是以两国为代表。北欧福利国家，则全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仅瑞典人口逼近千万。似乎这些小国里发生了什幺，都属于偶然，不足为训。更不用说，在九十年代初的危机中，北欧福利国家眼看要寿终正寝。谁还会以之作为榜样？然而，在最近十几年的国际学术界，有一个很清晰的潮流，那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研究北欧的竞争力。在弗里德曼们看来，北欧似乎是个有着良好意愿、但结果惨不忍睹的制度模式。但如今的许多学者，恰恰是以“结果”作为衡量的起点。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书第一部分，《走出美国主义》后，是比较“美国故事”和“德国故事”。第二部分，属于在研究过程中临时改变航程，把目光转向北欧，写成了《福利国家的再发现》。第三部分《美国模式的困境》，则是一种现代进行时的写法，旨在分析这次经济危机所暴露的美式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当我完成写作后，才发现本书实际上比较了三类资本主义模式，不知不觉中回归到Gøsta Esping-Andersen的“资本主义三个世界”！

一点偏见
在把这本粗糙的书摆在读者面前时，我仍然觉得有几句多余的话需要罗嗦。
经验性研究，本来是矫正思想偏见的手段。但是，偏见又是思想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无法避免。我们甚至很难找到界定偏见的客观标準。所以，与其自认为没有偏见，或尽力掩盖偏见，还不如把自己可能的偏见交代清楚，为读者评价自己的见解多提供一个角度。
在这三种资本主义模式中，我对北欧和德国模式多有讚誉，对美国则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这并不表明我认为前两种比起后者来有着确定无疑的制度优势。相反，我认为三者各有千秋，难分优劣，虽然美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一些。
我之所以很少谈美国的优势，而集中于其弱点，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自我批判的需要。我在思想上是八十年代之子，所接受的市场经济理念，重要是以美国为範本。我曾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他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中国的知识界乃至公众，凡拥护市场经济者，脑子里也大多也是美国模式。对于另外两种模式，则所知甚少。对于西方近年来关于这两种模式的系统经验研究，恐怕就更陌生了。这些，都塑造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所以，我有心矫正中国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知识偏见。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批判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往往是从事知识工作的人的本能。这本书，就算作我批判自己的思想和所生活的社会的一个笔记吧。